第2条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直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行政协议复议中，行政协议的协议性决定了《修订草案》规定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不能简单适用于行政协议审理，但《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具有可参照适用性。[30]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47页。
因民事法律行为违法不等于无效，因此，《民法典》又分别规定了主体瑕疵、内容瑕疵等无效情形，[16]这些相关的民事法规范在行政协议复议中都可以被适用。[20]因此，在行政协议审查基准中，立法针对其协议性确立了复议机关合约性审查的要求。此类法定情形主要有：其一，行政协议所附条件满足。当申请人认为自己符合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应当与其订立行政协议，但行政机关拒绝与之订立，在其申请行政复议之后，经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认为申请人请求成立的，复议机关应当作出行政机关承担依法订立协议责任的决定。[18]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10起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之七，法宝引证码CLI. C.411147676。
我国行政协议虽已经实证法确认，但仍面临大量实体规则‘无法可依的局面，仅依靠行政法基本原则、有限的单行法律法规和地方行政程序立法，无法妥适地应对诉讼中行政协议效力、履行、责任等核心问题的规则需求。对于这类行为的合法性，由作出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法学反而受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影响更大，继而又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外国行政法学和颇具特色的中国行政法制度实践之下。
苏维埃行政法规定国家机关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任务时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活动。[34]这是在一般层面上使用狭义的行政立法概念，并且是首次在教科书中将行政立法提高到章的级别。[24] 关于行政命令的新内涵，参见张焕光、刘曙光、苏尚智：《行政法基本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125页。顺便想说明的是，该书出现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一节，并以行政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
行政管理法规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法律发布的规范性命令。如此理解苏维埃行政法，那就应该把组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组织保证个人的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的条件，作为行政法的中心问题。
[36]这类似于实质意义的行政。2. 行政许可的行为类型化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行政许可方式的常用化，行政许可逐渐从行政行为的一种内容转变为一种行政行为类型而受到高度的重视，行政法学教材也开始设置专门的章节来分析行政许可问题，但行政许可子类型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不清起来。美国行政法的程序法、控权法色彩跃然纸上。（三）新式行政法学体系在学习借鉴早期行政法学体系的同时，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法的认识也在深化，198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创新之处的体系。
认可的对象总是法律的行为，因为事实的行为不发生效力问题，许可的对象多为事实的行为。考虑到与宪法学的研究分工，行政法学应该研究狭义的行政立法。[4] 姜明安：《中国公法学30年的主要成就与主要经验》，姜明安：《法治的求索与呐喊（评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389页。这一章比较重要，也比较困难。
[11]这些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政法论》的知识来源，其中有的就是民国时期著作的新版延续。第一，作为行政强制的方法。
1989年，龚祥瑞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责任法章之下设行政处罚责任一节，与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行政损害责任）、公务员的法律责任（行政处分责任）相并列，显示了另一种行政处罚体系定位的可能性。赋予是设定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的行政措施，其特征在使相对人享有从来所没有的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一般称为设权的或授益的行政措施。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把《行政法学总论》用讲义的形式一章一章地印出来，发给大家。前两者并不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后者却须以此为前提。1989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这是第二本司法部组织统一编写的教材（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该书也经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1983年《行政法概要》第七章是行政行为，其下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种类、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采取行政措施的行为、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四节内容。在这里，主体、客体和行为的公式是不适用的。[45] 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00-301页。
但该书将国家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管理法规行为统称为行政立法。[26]与科托克的用法一样，司徒节尼金的国家管理法令实际上也是法律执行方式的概括性概念。
自1950年代开始，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这一概念退出了行政法学的舞台，代之以苏联行政法学的说服和强制。间接强制又可分为代执行和执行罚两种。
[28]其中的自主的行政管理法规类似于此前范扬的职权命令，也类似于此后学界所使用的职权立法。它将行政法学体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重点阐述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集中阐述行政权行使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第三部分着重论述对行政监督的原则和规范。
中国的近代行政法学被注入了当代行政法学，延续至今，而且会走向未来。该书指出，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用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47] 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1-303页。其三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决定。
[40] 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8页。还包括台湾地区出版的管欧的《行政法总论》。
[34] 参见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86页。1982年4月，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内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也认为，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是贯彻行政法规的基本方法，在大多数场合下，首先是说服教育，只对少数不接受说服教育的违法分子，才采用强制措施，依法制裁。
这也显示了其与苏联行政法学之间的连续性。[43]在这里，行政许可既是解禁，也是赋权，具有复合的属性。
[39]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4页（应松年执笔）。但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49] 参见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9页。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做法。
[31]与苏联行政法学相同的是，其主体都是国家机关，不限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处理具体事件的根据。
司徒节尼金认为，那种把苏维埃行政法理解为调整公民和国家机关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总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该书在篇章设计上首次采用了双线理论，分别以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线索架构全书，在主体、行为、程序、违法、责任等方面均为两种主体分别论述，颇具特色。
[21] 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行政组织规范和行政行为规范除调整的范围（即行政内部与外部）有所不同外，其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相同的特点，行政机关都是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不对等的性质。